李嘉诚何鸿燊们的肮脏发家史:白手起家是童话


对李嘉诚、何鸿燊、谢国民、林梧桐、陈永栽等香港、东南亚商业巨贾人民总是充满崇拜质感,并称其为财富的“教父”,但是,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。《亚洲教父:香港、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》一书便披露了他们“肮脏”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,该书作者为史塔威尔。
  

“香江第一健笔”林行止撰写评论称,本书不少内容,有待“教父”们自行澄清。
  

1、“白手起家”的真相
  

“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”,这是一个慌言!真正白手起家者,只占其中五分之一。而多数大亨,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。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,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。
  

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,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。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,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,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,进行政治寻租。
  

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,怎么没机会读书,实际上,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,他读过几年书,然后娶了表妹。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。毫无疑问,李是一名商业天才,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、做交易的能力。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,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、管理的能力。
  

史塔威尔指出,“教父”们最热衷标榜的“出身草根,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”,说法太夸张、失实;香港大学前校长、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、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“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”,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。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,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,成功编造“感人故事”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。
  

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“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”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,李爵士冲口而出,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,比如邵逸夫、李兆基和霍英东,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。史塔威尔不以为然,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,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,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,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(皇仁书院,因“二战”而辍学)就读--在殖民时代,入读名校学得英语,等于跳出草根阶层、迈出事(职)业成功第一步!显而易见,在政权易手之际,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,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、童年受良好教育外,还有耳濡目染的“身教”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,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。
  

2、行垄断之实 不从事出口业
  

史塔威尔指出,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。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“最兴旺”的出口业,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,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、生意大有可为,但利润“普通”,从牟利角度看,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,赚的是“辛苦钱”,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,因此避之大吉,是为上策。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、电信服务、公用事业、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,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,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,进而财源广进。
  

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,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(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)。实际上,香港的对外经济(贸易)确实是最自由,但它的内部经济,却一点不自由,地产、公用事业、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。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,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,打断水电供应。
  

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、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,即使加上他售“橙”中获得的巨额收益,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,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。(有意思的是,就像热衷“庄股”的内地股民一样,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,始终对“超人概念”乐此不疲。)

3、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
  

有迹象显示,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,和他们的“去中国化”程度上是成正比的: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,地位越高。
  

当然,更准确地讲,他们的财富地位,与他们的“文化本质”并无太大关系,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。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,后来的民族主义者,还是日本占领军,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,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。随着港澳回归,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,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“爱国人士”。
  

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,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。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,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“华人性”的富豪,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。
  

4、选择性节俭
  

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“节俭”“勤奋”,也令人喟叹。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,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,等等。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,却拥有众多的豪宅,劳斯来斯和女人。
  

“教父”们的节俭被称作“选择性节俭”,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(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,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“发财宝地”的风水问题);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,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,保留一间“赚回来的”自住。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,以示不计较收入“无偿为股东服务”。为此,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,揭穿了“低薪之谜”。在收股息方面,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,李氏(1996年香港首富、世界排名第四)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,然而,其“香港首富”地位应该保持,这二十年来,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,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,小数目而已;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,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,加上私人投资基金,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!
  

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,每天12小时。但不要忘记,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,开发新的产品,监督生产流程,而是指使下属,陪重要人物吃饭,打高尔夫球,和其他的娱乐节目。

5、官商一体
  

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、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,官商一体(不只勾结这么简单)及裙带关系之深,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,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Puzo笔下(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)《教父》中的黑社会头目,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(Tommy),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。
  

他于2000年(其父于1998年下台)因受贿、盗窃国家财产(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)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,在狱中指挥“门客”,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,但他有怨无悔、再下狠手,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(此事闹上国际法庭,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)。汤米其后“上诉得直”,已于2006年10月“有条件”获释……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,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。
  

不过,在中国,“关系”会变得很复杂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,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,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。
  

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。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,搞定了中央政府,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,导致计划的失败。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: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,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,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。
  

6、地域的原罪
  

虽然人们把新加坡、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,但实际上,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,在于他们被腐败、低效的国家/地区所包围,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/地区提供洗钱、走私服务的中心。
  

新、港两地,在政治、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,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。这意味着,他们的根本优势,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。
  

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,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: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,是经济罪犯的天堂,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,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。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,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,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。
  

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,他写道:“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,事实上,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,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,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,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。”
  

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,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。


(本文整合作者胡海、林行止书评内容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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